法律就是法律，没什么情面好讲
　　和刘建军约好见面的地方就在江山市公安局门口。除了因为这里离他家比较近外，最主要的原因是这里给了他常人无法理解的感受：“这扇大门我已经进进出出过不知道多少次，可每次看到‘江山市公安局’的牌子，还是会有些紧张。一种很复杂的感受。悔恨？激动？感谢？呵，天晓得，或许是多种感情混合在一起。”
　　时间正值中午，刘建军想借此机会请朱元庚吃顿便饭。在公安局门口拨通电话，费了一番口舌，可结果还是让他失望了：“我都出来10多年了，他去年也退了下来，金龙今年4月也已经释放，按理说不必再避这个嫌了。可他从来没让我掏过一分钱，这次又是这样。他让我们先吃，他要在食堂吃完饭再过来。”
　　于是，记者和刘建军、郑金龙在江山市公安局街对面的小饭馆里吃了午饭。席间，刘建军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他和郑金龙的过去。
　　其实他俩并没有血缘关系，是1983年入狱后才相识的，最后成了亲密无间的好“兄弟”。
　　“我爸参加过淮海战役，是南下干部，上世纪80年代时官儿当得挺大。我一直都有恃无恐，进派出所或被拘留几天，都不当回事。所以那次入狱时，虽然被判了7年有期徒刑，我也没当回事，想当然地认为过几天就可以回家了。”刘建军说。
　　也正因为这样，刚刚入狱的刘建军改造得并不积极，有时候还要违反纪律。
　　正说着，朱元庚在食堂吃完饭过来了，他接着刘建军的话茬说：“当年的建军我真是太了解了，就仗着他老子的权力在社会上为非作歹，三天两头被‘请’到派出所。我知道，即使进了监狱他也还是希望借助父亲的力量把他弄出来。但法律就是法律，没有什么情面可讲。以前只是拘留，是因为他犯的事儿还没有到判刑的‘档次’，并不是靠你父亲的‘面子’。”
　　但在朱元庚看来，各种处罚只是一种手段而已，目的还是要让这些人能彻底醒悟，充分认识自己身上的罪行，从而不再危害社会。“我们警察不能将犯罪嫌疑人一抓了事，还要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，帮助他们认识自己。”抱着这样的想法，在刘建军入狱后不久，朱元庚开始和他书信往来。

　　毛巾和牙刷，都是很好的教育工具
　　“收到朱所长的第一封信是在1984年的秋天，农场里的树叶已经枯黄，让人感到很凄凉。虽然他在信中只是阐明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么一个道理，让我不要心存任何幻想，但这封信仍然暖到了我的心窝里。”刘建军告诉记者，那时他已经服刑1年，事实已经让他明白，这一次父亲的“面子”不管用了。
　　“服刑期间，家人已经很少和我联系，父亲认为我是个不孝之子，即使出狱也不会有什么大出息。可朱所长却告诉我，虽然以前我走了弯路，但只要积极改造，出去之后照样可以活得很好。”虽然朱元庚和刘建军之间的书信往来并不是很频繁，但几年来一直坚持不断。
　　1985年的一天，朱元庚特意到监狱去探望服刑中的刘建军，送去了牙膏、牙刷、香皂等生活用品。“收到朱所长特意送来的这些东西，我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，手都激动得发抖。我当时是有罪之身，而朱所长是一个警察，原本应该是水火不容的，他却如此开导我、关心我……”刘建军说，这次探望让他记忆深刻，也让他痛下决心走上新生之路。
　　可他不知道，这次探望也来源于一次通信。
　　“那次，从刘建军的来信中我得知他在里面缺少生活用品。嘿，这不又是一次很好的教育机会吗？我应该给那些普通的生活用品赋予一些新的含义。”朱元庚第一次讲起那次探望背后的故事。
　　于是，很少逛街的朱元庚开始在江山各日用品商店里寻寻觅觅。“很多天过去了，我还是不知道买什么好。说来也巧，一天早晨洗脸刷牙时，我突然意识到，这不就是生活用品吗？而且意义还非常好。”朱元庚这样解释——毛巾可以擦净劳动的汗水，牙刷和牙膏可以刷掉曾经满口的脏话，香皂则可以洗净一身的罪孽。
　　突发灵感的朱元庚等不及邮递，第二天就出发去杭州，要将这些有特殊含义的生活用品亲手交给刘建军。
　　在朱元庚的一次次鼓励和帮助下，刘建军在狱中连续4年被评为劳改积极分子，9次得到表扬证书、记功证书。1989年12月24日，对于刘建军来说是个终身难忘的日子，因为就在这一天，他因在狱中表现突出被提前释放了。
　　“回家是开心的，但没过多久我就发现生活远比我想像的要艰难。虽然已经刑满释放，但我在别人眼里似乎仍是个罪犯——没人愿意和我亲近，没有单位愿意要我。工作成了问题，生活也成了问题。”刘建军告诉记者，就在这时，朱元庚再一次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。
　　（上接第１版）然而，朱元庚对此却说得十分淡然：“其实我也没做什么，无非就是帮他找了个工作，找了个对象。在社会上，这些归正人员或多或少总会被歧视，应该帮帮他们。”
　　刘建军告诉记者，在朱元庚的介绍下，他到江山荣光织造厂做了一名保安。工作有些起色后，朱元庚又给他介绍了女朋友，就是他现在的妻子毛香友。“我现在已经自己开了一家公司，经营得非常不错。儿子都10岁了。”刘建军说。

　　跑出来的感情，跑出来的希望
　　对于郑金龙而言，朱元庚的意义更是非同寻常，那是个给了他重生希望的人。
　　1983年，才18岁的郑金龙因一时冲动打伤了人，被判了无期徒刑。刚知道判决结果时，郑金龙简直绝望了：“还不如给我个死刑呢。我是个有理想的人，不能在牢里关一辈子啊！”
　　在监狱里，他自杀过两次。“让我重新对生活树立信心的，正是朱所长的援手。”郑金龙告诉记者，他刚出生时父亲就去世了，是母亲一个人将他和姐姐抚养成人。1983年他被捕入狱时，姐姐早已出嫁，当时已经60多岁的母亲顿时没了人照料。“我不知道要在监狱里待多长时间，可能是一辈子。”对母亲的这份牵挂，越来越让郑金龙心神不宁。
　　“我也是从刘建军这儿听说郑金龙的母亲没人照料。为了让他能安心改造，我就有空多往他家跑跑。”朱元庚说。
　　朱元庚的这些“跑跑”，郑金龙都记得很清楚。
　　有一年冬天特别冷，郑金龙家的房子又年久失修，处处都漏风，所以他特别为老母亲担心。他正担心着呢，却收到了母亲请人代笔的信。“当时，妈妈告诉我，朱所长担心她经不起风寒，一边将她接到自己家中暂住，一边又自己掏钱让人修补我们家早已破旧不堪的房子……”
　　“有这么好的警察在殷切地关心着我，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改造呢？”去年4月，郑金龙由于表现突出被提前释放。可回到家却发现母亲去世时留给他的房屋已被姐姐占了。
　　“这可怎么办？要是没有这房子，我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还是像以前一样，靠武力解决问题？不！不能再这样了。”走投无路的郑金龙找到了朱元庚。
　　“他姐姐的做法显然有问题，把他最基本的生活资料都给剥夺了。”朱元庚一边为郑金龙暂时租下了一套房屋，一边通过街道和社区积极做郑金龙姐姐的工作。
　　“原本一场官司马上就可以解决问题，但如果打官司，姐弟俩的情分就完了，毕竟姐姐已经是他惟一的亲人了。”接下来，连续3个月的走访，朱元庚终于说服郑的姐姐，同意将属于郑金龙的那部分房产折成现金付给郑。
　　“这个忙原本帮到这儿就已经算是非常圆满了，可朱所长还为我申请了一套廉租房。今年3月，我就可以搬进这套两室一厅的新房子了。”郑金龙兴奋地告诉记者。
　　
　　记者手记
　　干了３０多年公安工作的朱元庚，２００４年刚从江山市公安局副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。从森林派出所民警到城关派出所所长，再到后来的公安局副局长，他走到哪个集体，哪个集体就会成为“破案先锋”。
　　江山市公安局现任政委姜文龙，是朱元庚的老部下了，对于老领导这么多年来一直帮助两个服刑人员，他一点都不觉得意外。他说，传统观念都认为罪犯和警察是对立的，可朱元庚却常说，警察和犯罪分子作斗争并不是最终目的，最终目的是维护社会稳定。“作为一个人民警察，不能歧视任何人，这其中也包括罪犯。只有从生活上、精神上关心他们，才能使他们安心改造，从而不断削减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。”
　　而刘建军的妻子毛香友的话，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朱元庚这种关心的现实意义。她说：“我们家建军已经出来１０多年了，朱警官还是对他有些不放心，隔三差五地就会来我们家，给他敲敲警钟。刚结婚那会儿，他还是个只管自己、不太关心别人的人。但这十几年来，他的转变真是太大了。有人碰到困难，他会学着朱警官的样子去帮助别人，今年他还为希望工程捐款了呢！”